1、齐文化
齐文化是指在春秋时期，以齐国（今山东地区为主）为主体发展形成的有明显地域特色的独立文化体系。与此同时，以鲁国为主体形成的鲁文化。
一般来讲，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两种文化又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尚武崇礼”的文化特色。
齐文化最初是西周初年姜太公被封于齐之后，在继承东夷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它以博采众长、融会创新为特征，以实用主义为本质，以富国强兵、召令天下宗旨，与其他区域性文化相比较有着自己明显的“尚武精神”特征。
2、孙武
孙武基本简介：孙武生于约公元前545，卒于公元前470，字长卿，汉族，中国春秋时期齐国乐安（今山东广饶）人，是吴国将领。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曾率领吴国军队大破楚国军队，占领了楚的国都郢城，几灭亡楚国。其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
3、齐文化的尚武精神与孙武的关系
孙武生活在有“尚武精神”的齐文化环境之中，他也在齐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在《孙子兵法》中不仅运用了阴阳说、五行说等等。如《孙子兵法》中以五行中的水来比喻用兵的地方很多。孙武说：“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胜，避实而击虚”。又说：“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又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因此，孙武的《孙子兵法》吸收了齐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得以完善。而同时，孙武的兵法也更加巩固和促进了齐文化的“尚武精神”。
4、孙武的立书和战绩哪个更大
从历史长河的发展来看，很明显是孙武的立书价值更大，它不仅指导了当年的军事和运兵，更成了中国以及世界历史上的兵学圣典。为后世的军事理论提供了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
司马元显出道即巅峰，16岁掌权，他的死代表着司马氏的谢幕，其父亲司马道子是一代权臣，祖父是东晋第八位皇帝晋简文帝，曾祖父就是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16岁的时候司马元显就平定了“王恭叛乱”，被称赞为“有明帝神武之风”。
18岁那年就代父掌权，成为了实质上的掌权者，却因为他的政治措施，激起了“孙恩起义”，又兴兵讨伐桓玄，最终兵败身死，此时他才虚岁21岁，而东晋政权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回归到司马氏之手。
东晋宗室向来有名无实东晋的开国其实谈不上开国，充其量只能用“司马睿称帝”来形容，因为它基本上并没有经历战争。
司马睿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侄子，在西晋之时受封为琅琊王，八王之乱中，他还登不上前台，只是属于东海王司马越的一个小弟。
公元307年，西晋还没有灭亡，司马睿听从王导的建议将治所迁移到了建康，并在王导的帮助下很快安定了江南。
10年后，西晋灭亡，北方的诸位宗室死的死，失踪的失踪，北方大地已经沦为胡人的狩猎场，而偏安一隅的司马睿实力大增，因为有长江之险，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足以平定天下，但是足以割据一方，因此破落户反而成为了司马氏的中流砥柱。
为了占据大义，司马睿在王导等世家的支持下，登基称帝， 当时司马睿是皇帝，丞相王导统领朝政 ，王导的从兄王敦统领军事，时称“王与马，共天下”。
因为王家兄弟权倾天下，王敦不服皇位上坐着司马氏之人，因此发动了叛乱，甚至攻陷了国都建康，司马睿最后忧愤而亡。
两年后，王敦正准备篡位的时候，中途病危，继任的晋明帝下令讨伐王敦，最终成功平乱，终于稳固了皇位。
这位晋明帝就是后人称赞司马元显之时所提及的“明帝”，没有它讨伐王敦，也许东晋已经二世而亡。
东晋皇族的巅峰时刻与权臣司马道子令人遗憾的是，东晋皇帝各个以“短命”著称，晋明帝讨伐王敦的第二年就驾崩，时年27岁，后面依次继任的皇帝死亡年纪依次为晋成帝22岁，晋康帝23岁，晋穆帝19岁，晋哀帝25岁，接连几位皇帝先后早逝，东晋再次沦为各个世家大族争权夺利的战场，皇族只能靠边站。
第八位皇帝简文帝司马昱算是好一些，因为司马昱登基的时候已经53岁，所以算是命长的，但是也只活了53岁，登基3/4年之后就驾崩了。
直到孝武帝之时才有所好转，在位长达23年。
孝武帝是司马昱儿子，东晋第九位皇帝，登基的时候，司马道子才9岁，被立为琅琊王，这个位置可不普通，因为司马睿登基之前就是琅琊王，所以有储君的意思。
因为血脉关系，司马道子是孝武帝最信任的人，前面一连五任皇帝，最高的才27岁，他们死因说正常，估计也没人信，这个时候的东晋早已不复八王之乱时候，宗室已经衰微到了极致。
而年轻的司马道子也不负皇兄的期望，他的政绩“抑谢兴马”，将司马氏的荣光重新撒到了东晋大地，
当时的朝堂早已过了王家掌权的时期，最有名的当属“江左风流宰相”谢安，而谢安还非常欣赏年少的司马道子，可惜等司马道子长大之后，因为立场的关系，第一个就拿谢安开了刀。
谢安有个女婿，叫王国宝，因为品行不端，被谢安厌恶，一直不得志，正好他又是司马道子王妃的堂兄，也算是他的大舅哥了，两人一拍即合，共同在都城内毁谤谢安，令其难以自处，最后干脆来个眼不见为净，跑出了建康，前往广陵避祸。
从此之后，朝堂上司马道子一家独大，东晋也算勉强回到了司马氏手上，虽然实质上是孝武帝的功劳 ，可是名义上毕竟司马道子是马前卒，这功劳也自然该记到司马道子身上。
王恭举兵虽然司马道子在光复皇权之上，做出了贡献，可是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宰相，因为宠信奸佞小人，贪财又沉迷酒色，东晋百姓苦不堪言。
本来除了心腹大患谢氏之后，司马道子与孝武帝之间的矛盾也渐渐凸显，孝武帝正在琢磨着是不是要找个机会贬了司马道子，好真正收拢皇权，不料，东晋就容不下一个能作为的皇帝长寿。
35岁那年，晋孝武帝以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原因被后宫妃嫔所杀，原因是开了这个被称为“张贵人”的后宫一个玩笑，被她用被子闷死了，更奇葩的是，并没有人追究这个张贵人的罪责。
有能力的孝武帝一死，昏庸懦弱的司马德宗即位，凭着皇叔的身份，司马道子的权利更加稳固，因为宠信王国宝的原因，时任青州、兖州二州刺史的王恭对其极其不满，最终决定起兵。
司马道子自从将谢安赶出建康之后，就没有多少值得说道的事儿，面对王恭的举兵，他不知所措，还是年仅16岁的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站了出来，之前因为孝武帝没有早夭，有了儿子之后自然将司马道子从琅琊王的位子上移了过去，被封为会稽王，而司马元显即为会稽王世子。
司马道子整日饮酒作乐，司马元显却雄心万丈，准备大展宏图，一力主张讨伐作乱的王恭，后来因为成功策反了王恭手下的北府将军刘牢之，王恭兵败被处死，表面上算是平定了“王恭之乱”。
“东录”与“西录”公元399年，司马元显18岁，因为之前讨伐王恭而声名远播，加上他的父亲司马道子只顾着饮酒作乐，朝堂大权都交到了他的手上。
原本司马道子有“录尚书事”一职，也就是总领朝政之意，后来司马元显也被委任“录尚书事”一职，因此前往西府的司马元显被称为“西录”，每天来访的人众多，门庭若市，而司马道子所在的“东录”则门可罗雀。
因此，司马元显渐渐变得骄傲豪奢，更是暗示朝廷礼官，以自己德高望重且总掌国事，应该受到最大的恭敬。
400年，吏部尚书车胤，就是“凿壁借光”的那位，因为不满司马元显的骄傲放纵，于是去找到东录的司马道子，希望他能管一下他的儿子，司马元显知道后，马上去问司马道子，车胤对他说了什么，司马道子沉默不语，而司马元显一直追问不停 。
问得不耐烦了，司马道子直接说道：“你想幽禁于我吗？还不许我和朝臣见面了？”
司马元显在司马道子这里受到了呵斥，便暗中派人谴责车胤，车胤害怕报复，吓得自杀。
孙恩、卢循起义虽然东晋一直不安宁，前有王敦作乱、王恭举兵，后面有桓玄建立“桓楚”，但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就是由孙恩、卢循所领导的起义，而这场起义来源于司马元显的一项政令——征发“免奴为客者”充军。
东晋因为琅琊王称帝，并未经过战争统一，虽然版图已经够小，事实上很多地方依旧是世家大族割据的状态，朝廷中央所能控制的区域也就只有三吴地区，大概有八郡之地。而这地方本来就富庶，再加上“永嘉南渡”，绝大部分世家大族都在这地方分别占有私地，所以这也是剥削最严重的地方。
而剥削最重，实际上就没有了农民的立足之地，平民百姓都做了大户人家的佃户，而很多佃户的祖上又是因为有罪被贬为奴隶的身份，虽然到了他们这一代，已经不再是奴隶，但是也没有成为普通百姓，依然做着世家大族的奴隶工作。
根本上来说，就是这些人不缴税，为世家大族做私活。
司马元显既然有宏图大志，自然盯上了这些人，或者说这些劳动力，他下达了一个政令，征发江东八郡“免奴为客者”，以充兵役，号称“乐属”。
“免奴为客者”，意思就是祖上是奴隶，到了这一代已经被免罪，而作为士族的荫客，或者说给他人做佃户的那些流民。
这一政令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不满，不仅是拥有这些免费劳动力的世家大族不满，这些被“免奴为客者”本身也是不满，毕竟给世家大族做奴隶，起码不会饿死，也不用担心赋税，也不需要上战场，在剥削严重的东晋，这还算是美差了。
当然，这些普通荫客的想法不重要，重要的是动了门第士族的蛋糕，于是有了著名的“孙恩起义”，孙恩一呼百应，三吴八郡遍地烽火，甚至一度打到了建康城下。
讨伐桓玄，兵败身死上面有提到“王恭之乱”被勉强平定，其实王恭之乱，趁势起兵的并不仅仅只有王恭，为什么征发“免奴为客者”入伍的政令只在三吴八郡？因为其他大部分地方都不听朝廷的，所以不想自取其辱！
而荆州就是这么个地方，当然这个荆州并不是东汉末年的荆州，东汉时期，天下只有十三州，东晋因为国土狭小，世家大族却不少，所以不仅将实际占领的大州分为多个小州，还建立了多个侨州，比如并州、雍州之地远在北方胡人手中，可是东晋依然有这些州名。
此时的荆州刺史名叫桓玄，是大司马桓温之子，在王恭之乱时候，也曾响应过王恭，只不过没有实质性的军事行动，王恭就已经死了。
在孙恩起义之时，桓玄也不甘寂寞，多次有意出兵，还向司马元显索要更多的领地，司马元显对其十分畏惧。
公元402年，司马元显虚岁21岁，升任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军事，讨伐桓玄，最终兵败被捕入狱。
桓玄入京执掌朝政，杀害了司马元显及其6个儿子，司马氏从此再也难掌大权。
司马元显的灭亡，象征着东晋皇室最后的余晖也要谢幕桓玄掌控朝政的第二年，就篡位登基，国号“楚”，史称“桓楚”。
不久之后，宋武帝刘裕打败桓玄，恢复东晋，并把持朝政，最终又杀死最后两任东晋皇帝，彻底覆灭东晋，建立刘宋。
司马元显一生短暂，却也辉煌，功过不好说，但是其地位却是非常特殊，代表这司马氏最后的努力，集中了几代皇族之人的拼搏与努力。
正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他的死代表这司马氏的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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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著作《增广贤文》里有这么一句话，“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嫌贫爱富，是当代人性的一种扭曲，也是社会的真实写照。在几千年传统文化里，这种劣根性一直都贯穿存在着。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这么一句话，“我们辛苦三代打下的江山，你一个寒门学子十年苦读就想打破”，乍一看去，这句话还是有一些道理。富裕，每个人都不是天生就能的，都是需要打拼努力换来，那如何摆脱贫困，一直是大家热衷讨论的话题。
中国人都是勤奋的，都是精明的，都是能干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任何时候，通过自己的努力，选择合适自身的方法，也许挣钱也不是那么难。贫穷的人通过努力而富足，那富裕的人呢？“富不过三代”，怎么才能守住辛苦打拼积累下来的财富呢，老祖宗们也给了许多建议，古话“穷走水一家毁，富涉淫三代贫”，是什么意思呢？
穷走水一家毁中国的水资源非常丰富，水路经商在古代算是一个非常发达的行业，虽然现在在我们看来，水路是最慢的交通方式，但在陆运不发达的古代，水运是非常便捷的。翻开历史书就能看到，沿江沿河的一些城市，都是非常发达兴旺的城市。
从字面的意思来看，走水的意思就是在水上行走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走水路的意思，那为什么穷走水一家毁呢？古代的水利工程是很弱的，水路运输虽然非常发达，但是都是把脑袋提着挣钱。倘若一家人都穷，走水路出事的话，对于这个家庭将是灭顶之灾，古时候的男人撑起半边天，一个家庭，倘若失去了男性的劳动力，生活将会非常难过，导致“一家毁”。
那老祖宗的意思就只是这个字面的意思么？其实不然，凶险的水路这里也寓意着走偏门，也就是大家常说道的“歪门邪道”，穷可以但不能没有志向，倘若误入歧途，毁掉的就是一整个家庭了。越是遇到困难，越到端正自己的品行，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不要轻易“走水路”，法律是最基本的底线，致富的道路有很多，千万不要去踩红线。
富涉淫三代贫“色”字头上一把刀，从古到今，有多少人是因为沉迷女色落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在封建社会，有多少帝王后宫佳丽几千，贪图美色的帝王有哪一个有好的下场？饱暖思淫欲，是人的本性，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欲望，摧毁的不仅是身心，还有辛苦打拼得来的财富。
我认为，这个淫不只是“贪色”，更多的是指放纵自己的欲望。沉迷于酒肉之林，有再多的财富都经不起挥霍，“富不过三代”可能就是这个道理吧。建立一个家庭分容易，但是守住一个家庭很难，现今社会，有多少夫妻之间，贫穷大家一起奋斗，而一旦经济好了，就控制不住自己，最后导致家庭的分裂不在少数。所以，控制住自己的欲望，不然早晚有一天会波及三代，回到贫穷的日子。
有很多古代传下来的话，都是经过千百年老祖宗们的经验总结得出，并不无道理。“穷走水一家毁，富涉淫三代贫”就充分地告诉我们一定要走好自己的人生路，不要走“歪路”，一定要沿着“正道”前行，守住自己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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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是一代名相。
但他的晚年，被秦始皇赶出了咸阳，最后因一封30个字的信，而了结生命。
秦始皇的信，是这么写的：
“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於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取自《史记》）
这句话的意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秦始皇对吕不韦说：“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秦国封你在河南，食邑十万户。你对秦王有什么血缘关系？而号称仲父。你与家属门客全部迁到蜀地去居住！”
乍一看，这封信，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贬斥信。
秦始皇一方面抹杀了吕不韦对于秦国的全部功绩，否定他的仲父身份；另一方面，他把吕不韦及其家人，全部流放，都赶到荒凉的蜀地去。
曾经，吕不韦权倾朝野，位及丞相。如今，他被贬官，被流放，从最高处重重衰落。读完信后，吕不韦思索片刻，就立刻饮下毒酒，了结生命。
在《史记》的记载中，吕不韦自杀的原因，是担心日后被杀，即：
“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酖而死。”
恐诛，即害怕被诛杀。
这个解释，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
秦始皇流放吕不韦，说不定哪天，就心血来潮，取他项上人头。
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
当然不是。
想要解释清楚吕不韦的自尽，就必须从秦始皇对他态度的转变，开始说起。秦始皇对吕不韦的态度转变，发生在公元前238年。
这一年，20岁的嬴政，在雍城举行冠礼，并一举铲除嫪毐叛乱。
此后，他对吕不韦的态度，就越来越差，因为嫪毐就是吕不韦介绍给他母亲的情人。
他对吕不韦的态度转变，按照程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逐渐冷淡。
秦始皇的母亲赵姬，曾和吕不韦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随着嬴政年岁渐长，吕不韦不想招惹麻烦，便给赵姬送去了嫪毐。此后，赵姬和嫪毐谈情说爱，还生了2个孩子。
此后，嫪毐谋反，被秦始皇一举歼灭。
在这件事中，吕不韦是引荐人，本应罪无可恕，但秦始皇并没有发作。
关于这件事，《史记》有这样一句话：
“王欲诛相国，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
这句话的意思，是秦始皇准备诛杀吕不韦，但念在他侍奉先王，有大功劳，加之许多门客求情，便心有不忍，没有处罚他。
不要小瞧这段话。
这里面藏了两层意思：
其一，按照规矩，嬴政应该要杀了吕不韦；其二，考虑到吕不韦为先王立下大功，又有许多门客求情，可以暂时不杀。
请注意，整个事件中，吕不韦到底有罪没罪，嬴政都没有下定论。
他只是“不忍致法”，而不是“赦免其罪”。
由此可见，从此时开始，嬴政对吕不韦的态度，就有了改变。
至于未来如何发展，主要看吕不韦是否有反心。
若是吕不韦有反心，那么这件事，随时可以拿出来，再进行处罚。
第二阶段，赶出咸阳。
公元前237年，距离嫪毐事件已经过去了1年。
但秦始皇毫无预兆地，突然罢免了吕不韦的丞相之位，并把他赶出咸阳，让他回河南封地。
许多人认为，这是秦始皇就嫪毐事件，对吕不韦的责难。
可仔细看《史记》上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晰发现，这只是秦始皇对吕不韦的提防。
“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及齐人茅焦说秦王，秦王乃迎太后于雍，归复咸阳，而出文信侯就国河南。”（《史记·吕不韦列传》）
据《史记》记载，嫪毐事件后，嬴政就和母亲断绝关系，并将她幽禁在雍城，此生不再相见。
后来，随着一统天下的进展，嬴政需要为“孝义”做出表率。
在茅焦的劝说，秦始皇将母亲赵姬，从雍城接了出来，让她在咸阳安享晚年。
这就是“归复咸阳”。
有趣的是，罢免吕不韦的丞相之位，也在同时进行。
此时，吕不韦是文信侯，他被从咸阳赶出，去了河南封地，即“就国河南”。
“一归一就”，一对比，秦始皇的意图，就十分明确了。
他就是要隔断太后赵姬和吕不韦的联系。
最初，赵姬是吕不韦的姬妾，后来吕不韦将她送给了赢异人，也就是嬴政的父亲。
异人死后，嬴政即位，赵姬成了太后。
大权在握，她立刻和吕不韦不清不楚。
后来，嫪毐出现，吕不韦退居幕后。
如今，嫪毐已死，赵姬也要回到咸阳。
此时，如果嬴政继续让吕不韦当丞相，恐怕两人又会旧情复燃。
对于嬴政而言，嫪毐谋反的事情历历在目，他实在不想再吕不韦身上再经历一次。
某种程度上，他将吕不韦赶出咸阳，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其实，这已经是明晃晃的不信任了。
但是，吕不韦并没有引起警惕。
虽然他被罢免了丞相之位，可嬴政还是给了他河南十万户的封地。
用现在的话说，吕不韦虽被撤职，可待遇不减。
因此，吕不韦始终期待返回咸阳，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第三阶段，书信一封，了结生命
吕不韦去了河南后，并没有收敛。
他依旧和诸侯、宾客来往。
仅仅1年，各国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跑到河南区拜访吕不韦。
此时的吕不韦，已经不是秦国丞相了，但他过得比丞相还要风光。
此时，不少人开始为吕不韦发声，要求嬴政把吕不韦接回来。
在吕不韦看来，他只是在向嬴政展现实力。
可在嬴政眼中，吕不韦此举，无异于在挑衅自己。
此前，嫪毐也有门客三千。
只是，他的门客，基本上都是莽夫。
但吕不韦不一样。
他“家憧万人”，“食客三千人”，还深受其他诸侯国领导的喜欢。
这个时候，吕不韦想不想反，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只要他想反，对嬴政就是巨大的威胁。
嬴政的信，也是这个时候，送给吕不韦的。
短短30个字，瞬间让吕不韦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开始明白，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甚至毫无回旋余地。
曾经，嬴政公开肯定他侍奉先王的功劳，即“为其奉先王功大”；如今，嬴政说他对秦国毫无功劳，即“何功于秦”。曾经，嬴政封吕不韦为丞相，称呼他为“仲父”；如今，这层关系被否定，还要让他搬到流放罪人的蜀地。这样的落差，吕不韦瞬间意识到，自己犯了“功高盖主”的毛病，也几乎预见到自己和嫪毐一样的结局。
与其如嫪毐一样，被车裂、灭三族，不如自我了结，留个全尸，博个名声。
或许，这是吕不韦选择鸩酒自尽的理由之一。
或许，他想用他的死，换取家族的生。
怕死，是人之常情。
但怕死、恐惧，没办法解释吕不韦自尽的行为。
在《史记》的记载中，吕不韦自尽的原因，被完全归结为“贪生怕死”。
但我认为，这是污蔑。
吕不韦是个很厉害的人。
他从商人起家，铤而走险押宝赢异人，成功转型政治，位及丞相。
他编写了《吕氏春秋》，提供治国方略，藏着大智慧；
他招贤纳士，为一统天下做准备，立下汗马功劳。
他不止是商人、政客，在吕不韦的心中，还装着忠君思想和统一大梦。
这样的吕不韦，仅仅用一句“贪生怕死”“保全家人”来解释他的自尽，实在太轻飘飘了。
我认为，他的自杀，至少还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保全名节，以死明志。吕不韦的前半生，功成名就，门客三千，各国的有才之士无不尊他一声“丞相”。
他所撰写的《吕氏春秋》，更是集当时各家言论，采集各家治国之长。
这个是吕不韦的功绩，更是他一生的骄傲。
但嬴政的这封信，全然抹杀了他全部的功绩，甚至直接表明态度：我担心你谋反！
岁馀，诸侯宾客使者相望於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史记》）
秦王恐其为变。
这种明晃晃的怀疑，对于呕心沥血的臣子，是最大的侮辱。
若是吕不韦从未有过反心，所做一切，只为回到咸阳效力，那么，嬴政30个字的杀伤力极大，足以让他万念俱灰。
在这种状况下，吕不韦的自尽，某种程度上，算得上以死明志、保存身后名节。
与其等着嬴政一步步抹杀掉自己的功绩、毁掉自己的名声，不如干干净净死去，不再受侮辱。
你觉得呢？
第二，看清局势，重启无望，绝望而死。其实，在嬴政给吕不韦去信之前，吕不韦还畅想着回到咸阳，继续助力嬴政统一天下。
可现实是，嬴政用30个字，把他打发了。
此时，吕不韦彻底绝望。
他清晰地认识到，从嬴政亲政、嫪毐被杀开始，他就已经一步步走到了绝境。
此后余生，嬴政绝不会再启用他。
对于吕不韦而言，他有过权势，不缺钱财，唯有一个统一天下的梦，如今也无缘参加。
被贬去蜀地，对于他而言，就是看不到希望的人生。
生不如死，不如一死了之。
【写在最后】其实，写这篇文章，挺感慨的。
许多人一提到吕不韦，就会想到他和赵姬的风花雪月。
许多人总是先入为主，认为吕不韦只是单纯的运气好，却并没有看到他身上的雄才伟略。
历史上完整的吕不韦，非常厉害。
他既是一位极其努力的商人。
“奇货可居”的典故，体现了独特眼光，而这种眼光，需要格局作为支撑。
他从商人，一步步成为丞相，没有迷失在金钱的陷阱里，一直做的都是为国为民的大事。
他又是一位极具谋略的思想家。
他曾提倡“义兵”，减少了战争中的大屠杀。
“入于敌之境，则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于国邑之交，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虏奉而题归之，以彰好恶，信与民期，以夺敌资。”（《吕氏春秋》）
他非常关心水利、关心发展农业生产。
著名的都江堰工程，是由李冰创建，但真正大力支持和执行的，是时任丞相的吕不韦。
吕不韦所撰写的《吕氏春秋》中，也有《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专门用来讲农业生产科学化问题。
他的眼光、格局，都远超当时的时代，他所做的贡献，也值得后人称赞。
这样的吕不韦，若是能被嬴政好好任用，或许秦国统一天下的时间，会大大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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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水之盟”就是东突厥汗国的君主颉利可汗仗着自己军队强大，向唐太宗勒索财物，然后满载而归。
当时，唐王朝上承隋末战乱、人口大量死亡的弊局，“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下则因为唐太宗才刚刚登基（玄武门之变后逼宫），皇位不稳，无法对突厥发起歼灭战。
突厥对唐朝的威胁有多大？可以看《通典》的记载唐朝与突厥的关系非常复杂，当年唐高祖李渊起兵时，曾因为兵力不足，向突厥人称臣、献银，借助突厥的骑兵才站稳了脚跟。
可是在唐朝建立以后，骄横的突厥人仍然多次入侵边境，对唐朝的边境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在唐高祖武德年间至贞观初年，东突厥汗国曾多次劫掠唐朝的边境。有一年，颉利可汗率15万大军，攻入并州一带，劫走当地的农夫、民妇、商户5000多人以及财富、粮食无数。
尝到一点甜头之后，颉利可汗又在第二年率骑兵10万劫掠朔州，偷袭太原，又满载而归。《通典》记载，由于隋末天下战乱，边防空虚，草原的突厥人趁机强大了起来。
东突厥汗国的军队逼近中原，其君主又纳隋炀帝的萧皇后为妻，突厥人想要效仿当年的拓跋鲜卑（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一样入主中原。
隋末的军阀李渊、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宇文化及等人，因为惧怕突厥的兵力，都向突厥称过臣、纳过贡。突厥人的势力达到了“控弦百万，近代未有”的局面。
唐太宗用及其卑微的态度向突厥求和，换取了突厥的退兵在公元626年，唐高祖李渊退位，李世民登基为帝，是为唐太宗。这时，东突厥汗国又认为有机可乘，由颉利可汗、突利可汗率兵20万南下，一路攻城掠地，居然打到了长安城外40公里远的渭水桥边。
唐太宗虽然十分震惊，但是又无法用军事力量击退突厥人，于是亲自到渭水桥边求和。《旧唐书》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唐太宗在长安附近虚张声势，突厥也不敢进一步孤军深入。双方在渭水河边杀白马为盟，订立了友好盟约，唐太宗送给了突厥人一定的财物，然后突厥人就老老实实撤退了。
事实上，不难想象，突厥人一定是以骄横的态度，勒索了唐太宗大量的财物，并且得到了唐朝的称臣态度或者卑微求和。而唐太宗也是以相当卑微或者低调的态度，才换取了突厥的全军撤退。作为堂堂的天子，不得不低声下气向突厥的首领求和，这本身就是非常耻辱的事。
唐太宗最终用武力手段清洗了“渭水之盟”的屈辱，并且开启了盛唐的时代可是，唐太宗毕竟是唐太宗，他手下既有李靖、李道宗、李绩、苏定方、侯君集、李神通、薛万彻、尉迟敬德这样的名将，也有从隋末战乱中锻炼出来的精锐兵马。
突厥虽然军力很强大，但毕竟是生产力落后的草原民族，无论是经济还是人口都比不了中原王朝。在长期的对抗中，突厥根本不是唐朝的对手。
为了清洗“渭水之盟”的羞耻，唐朝在629年发动了针对突厥的全面战争。唐将李靖、苏定方等偷袭突厥大帐，李靖等人又在白道歼灭突厥主力。
唐军派出10万人马北上，成功灭掉了当年十分猖狂的东突厥汗国。当年，曾在渭水河畔耀武扬威的颉利可汗，最后被押送到唐朝，最终老死于长安，封为归义王。
注：颉利可汗本名叫阿史那氏•咄苾，出自突厥的阿史那部落。“阿史那”是突厥的王姓，也是最纯正的突厥人，远不是乌古斯部可比的。
另外一个突厥系的国家则是西域的西突厥汗国，也在唐高宗李治时候被名将苏定方所灭。西突厥汗国的末代君主是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
沙钵罗可汗在逃亡中亚时被俘，也被唐军抓到长安。不过，唐高宗没有斩杀他，而是让他在长安养老。沙钵罗可汗死后，埋葬在了当年的颉利可汗墓旁，是出于唐朝对突厥人的宽容。
虽然有过“渭水之盟”的羞辱，但唐朝前期的历代帝王励精图治，打退了周边的敌人，并没有让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唐朝前期，军力空前强大，先后攻灭漠南的东突厥汗国、漠北的薛延陀汗国、西域的西突厥汗国、青海的吐谷浑汗国、东北的高句丽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