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牛”（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和“执拗公”（王安石）为首的新党粉墨登场
王安石VS司马光北宋王朝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忧外患不止没有停息，反而愈演愈烈。
社会精英的共识是必须改变现状，变法图强。但是涉及到变法内容和强度的时候，士大夫官员就分裂为“保守派”司马光一脉和“改革派”王安石一脉，朋党政治在神宗朝正式拉开帷幕。
那么他们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㈠循序渐进“改良”变法和“疾风骤雨”自上而下变法王安石自1042年中举后一直在江南任职。在扬州舒州等地曾经试验变法，百姓皆得其利。
王安石变法离不开神宗的支持1069年拜相后在神宗支持下全面主持变法。在全国范围内大刀阔斧的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他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大宋需要刮骨疗伤，只有痛下决心，才能避免大宋继续沉沦。
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司马光等人则反对“疾风骤雨”式的改革变法，急功近利要不得，希望对沉珂已久的大宋“从长计议”，徐徐图之。毕竟大宋国际环境恶劣，稳定大于一切。
”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改革派王安石单挑既得利益阶层，动别人碗里的奶酪，“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这从一开始就知道变法不会成功。
㈡仇富的王安石和“保护私人财产”的苏辙王安石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
“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数倍之者。贫民被灾。不可不恤也。”
苏辙认为应该保护富人的私人财产，不能劫富济贫，富人的财富也不是风刮来的，大部分富人的财产也是祖辈辛苦攒下的。
政府应该救济贫民，引导贫民百姓致富，而不是简单的均贫富。
㈢关于君子小人之争，占据道德最高点早在1044年欧阳修《朋党论》就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
王安石上台后对神宗提出奸佞之论，建议神宗要辨别小人并加以惩处。
神宗认为“人臣多不忠信”，王安石劝谏“君臣同心同德才能成就不朽伟业，行君子之道，必能走的更远”。
司马光则认为王安石变法得不到朝廷诸公的支持，就和神宗提拔李定、章淳、吕惠卿等新人上位，底蕴不足，骤然上位必然急功近利，用人不当，变法成功的风险急剧增加。
“1103年徽宗再启用新党蔡京等，将司马光等人贬为”元佑党人“，刻”元佑党籍碑“，将司马光、苏东坡这群”小人“的恶名昭告天下。
宋高宗、理宗则认为王安石“万世罪人”，他是千古小人。
君子小人的脸谱化争论从此无休无止……
㈣宋代版“地域黑”波及党争宋太祖赵匡胤曾说“后世子孙勿用南士作相”并刻石政事堂上，寇准等人也反对大量提拔南方人“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
中国人地域黑的习惯历史悠久宋朝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商业繁荣，人口渐渐超越战乱频仍的北方，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北方人相对来说安土重迁，墨守陈规，多为保守派。而南方人重商主义，思维活跃，多为改革派。
力主变法的核心人物王安石、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都是南方人，而反对派的核心人物司马光、文彦博、吕诲、程颢等人都是北方人。
耿直的司马光就责王安石：“心术似福州。”一下子把福建人全得罪了。
又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现在两个宰相都是闽人（曾公亮、陈旭），两个参政都是楚人（王安石，唐介），必定把他们的老乡引进来充满这个朝廷，国家这么搞风俗怎么会淳厚？
㈤司马光重视“节流”，王安石重视“开源”司马光认为造成国贫兵弱的原因是“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解决方法是“节流”，但他认为节流不是一时半会可以做到的 ，要长时间等待。
司马光认为财富都是取诸于民，认为财富总量不变，天地之间财富是定数，国富则民贫，这种观点未免有点浅陋。
王安石主张加强金融改革财务管理王安石认为解决这种情况可以从开源做起，即做好理财，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财富是动态变化的，没有一定的总数。可以通过发展商业，这样也可以国富民强。
㈥“义利之辨”谁是谁非儒家主张义重于利。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司马光深受儒学教育的影响，重义轻利，君子谈义，小人谈利，万万不可与民争利。
王安石则认为财务管理很重要，为了改变“积贫积弱”，应该革新三司，更新制度。现在的财富不足，那么就拓宽渠道，寻找新的财富增长点。他不认同司马光的观点，世俗观念追名逐利，义利都重要，不能因噎废食。
㈦宋新社追评:宋王朝在神宗朝的时候，土地兼并严重（朝廷不抑兼并），“三冗”问题积重难返，迂腐耿直的司马光和排除异己搞“一言堂”的王安石本身性格就有缺陷，不懂得政治游戏需要政客妥协的道理，沦落为零和游戏的意气之争，将大宋朝廷的未来置诸脑后，诚为大宋之不幸矣。
王安石变法有神宗支持，多管齐下，一步到位搞变法，再加上用人不当，许多贪官污吏上下其手，利用变法漏洞压榨百姓，王安石变法初衷和结果南辕北辙，百姓真的是水深火热。
司马光本来就没有地方从政经验，只是笔杆子厉害，再加上高太后支持，骤然当上宰相，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损害了朝廷的威信，却又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以为大宋这样就拨乱反正，结果大宋反而在衰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以至苏东坡、范纯仁等人跌足叹息：“奈何又是一位拗相公？！”
如果你是他们，你会如何抉择？如何才能使得大宋浴火重生？
（文/公子权）
中国工商银行
公司名称：中国工商银行
外文名：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成立时间：1984年1月1日
总部地点：北京复兴门内大街55号
经营范围：资金管理、收费缴费、营销服务、金融理财、代理销售、电子商务等
公司类型：中央企业（副部级单位）
年营业额：1770.68亿美元
员工数：445106
世界500强：第26位（2018年）
核心价值观：工于至诚，行以致远
发展战略：经营转型
曾国藩36字家训家规全部解释如下：
1、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有志者，事竟成；
做人要做第一等人。“志”是追求人生目标的决心和信念，它决定着人生和事业的目的性，支配着实现目标的坚定性。人生由立志而始。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若能立志，圣贤豪杰，无事不可为。曾国藩坚信，人人可以为圣贤，给自己立下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宏远大志。“志”为他一生提供了精神源动力，其声名事业，便由一“志”字开始。
（1）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2）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3）志向越高，成就越大
（4）慎择师友，结交有志之人
02、恒：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欲稍得成，从恒下手；
有恒断无不成之事。“恒”为作圣之基，便是圣贤豪杰，绝大事业，也得从此字作出。恒有三大要素：一为“坚持”，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二为“专注”，认准一件事，如终如一，全力以赴；三为“渐进”，日积月累，集腋成裘。守此三者，必有功成之日。
（1）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2）做大事须从“有恒”二字下手
（3）事有定成，彻始彻终
（4）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
03、专：凡为一事，事皆贵专；以专而精，以纷而散；
力气用到点子上。曾国藩说，西方人的技艺所以精绝，是因为他们每办一事，都集中精力，越钻越深，逐渐达到极致。他认为，要赶超西方，必须有“专”字功夫。他自己的一生，大事小事，无不专心为之。求师专，求友专，用情专，做事专，因而总结出“凡事皆贵专”的硬道理。人之精力有限，而世事无穷，要想有所作为，只有采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略，才能成功。
（1）专权：事权专一，乃能成功
（2）专心：心有二用，则不能成
（3）专攻：用功如掘井，凡事皆贵专
（4）专精：西洋之长在于专
04、熟：熟极生巧，妙无不熟；万事皆熟，熟则能强；
笨功夫也有大收获。“熟”是一种笨功夫。曾国藩学作诗，每日熟读苏轼、陆游诗作，终生不厌，最后口舌生津，妙句随出。“熟”功虽笨，却能生巧。曾国藩为官治军，无不验证了“熟”字之功。须知世间各种本事，如果不是由“熟”而精，则终不可恃。
（1）熟极生巧，妙来无过熟
（2）万事贵熟，熟则能强
（3）先立规模，后求精熟
第二篇：修炼身心之诀【裕、静、淡、暇、松】
05、裕：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心胸广宽，得道多助；
让自己的心胸开阔起来。宦海风波，仕途通塞，不可能全由个人自主。其间坎坷遭际，在所难免。如果胸中抑郁，怨天尤人，不仅无益于事，反易致祸伤身。此时便离不开“裕”字。“裕”者，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曾国藩认为，胸怀宽广，气量宏大，是一个人能否担当大任的决定性品格。裕则无咎，裕则无争。为人处世，居之以裕，守之以贞，则无难不解，无往不利。
（1）治心当以“广大”二字为药
（2）局量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
（3）裕字可助出险境
06、静：静能生明，怒以伤身；静以修身，宁静致远；
不动更能掌握主动权。静能生动，更能制动。多动则多犯错，少动则少祸机。静不仅是内心修持之法，还是临机处变之道。曾国藩深谙“静”字妙谛，不动也能办事。他屡屡告诫其子，好动不好静，是他一大弊症。如今人人喜动厌静，不知纷纷攘攘之中，伏有多少隐患!
（1）静以修身，非宁静无以致远
（2）静坐养生，守一字胜于吃百药
（3）静为躁君，头脑冷静方能办事
（4）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
07、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
品味好人生的真谛。胸怀大志者，所关心者大，所注意者繁，因此往往都是劳心劳力、忍辱负重之人。当此之际，便应以“淡”字求得舒解。曾国藩一生忙碌不堪，却以恬淡养生，以冷淡处世，以平淡为官，以远淡治学，胸中自有一片淡定之天，得人生极乐。
（1）政务缠身之时，淡以求乐
（2）自视常若平淡无奇，则成大器
（3）功名之际，须看得淡些
（4）寄雄奇于淡远之中
08、暇：人生苦短，莫图便盖；事忙易错，且更从容；
留一分自在，方可容得大事。当大任办大事者，常要冒大险、决大疑。其身心压力和紧张，非常人所能承受，亦非常人所可想象。心中得一“暇”字，则可留出一片净土，张弛有道，闲适自在。“暇”是高压炉上的减压阀；“暇”是白虎节堂中的山水画；“暇”是空城计中的孔明琴。动中取静，忙里偷闲，平淡中透出人生的绝大智慧。
（1）暇意：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
（2）暇心：“暇”字是养心的秘诀
（3）暇情：拿得起也要放得下
（4）暇谋：紧要关头，仗一“暇”字定风波
09、松：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忙里偷闲，小处放松；
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为任何事都有全局与局部、小处与大处之分，如果不加区别，举轻若重，就会劳心劳力，事倍功半。曾国藩积劳之余，一天夜晚，顿悟出“松字诀”。做事之时有张有弛，大处抓紧，小处放松，效率更高。诸葛亮是不世出的人杰，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主要原因，在于他大事小事一把抓，全不懂“松”字的妙处。
（1）忙里偷闲，紧张中要有“松”字意味
（2）大事必争，小事不妨放松
（3）理财妙法：来得松，销得旺
第三篇：塑造形象之诀【明、实、硬、俭、重】
10、明：人贵自知，自知则明；偏信则暗，兼听则明；
眼越明，心越亮。李瀚章称曾国藩深识远略，无人能及；左宗棠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无论远见、知人、自知，都离不开一“明”字。曾国藩说：“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明”字为应事之方，最不易得，同时也是最不可少的成功素质。
（1）凡办大事，以见识为主，才能为辅
（2）先见之明，看得远才能站得高
（3）明哲保身，处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
（4）知人之明，用人必先知人
（5）人贵自知，自知则明
（6）精明由于天生，高明由于学问
11、实：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靠“认真”二字打天下。毛泽东与曾国藩，这两位湖南人都提倡“实事求是”和“认真”二字，正因为，务实是办大事者必不可少的精神。曾国藩把“实”字，视为成大事的根本，认为只有脚踏实地，从浅处、实处手着，事业才能可大可久。
（1）“实事求是”：两位成大事者的务实精神
（2）常守朴实规模，方能成大器
（3）用人当用朴实可靠之人
（4）做事应从浅处、实处下手
（5）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
（6）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
12、硬：刚正不阿，铁骨正直；迎难勇进，雄壮豪迈；
真豪杰，从不轻言放弃。性格倔强并非一件坏事，它可化成强毅之气，迎难勇进，往往能成就非凡事业。曾国藩认为强为自立之德，强毅是做大事者必备的素质。他对自己一生行事风格进行总结，得出此“硬字诀”。“硬”与“强”字同义，即毛泽东所说的“硬骨头”，鲁迅所说的“中国脊梁”。“硬”是豪杰人格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的不灭基因。
（1）非有一种刚强之气，万不能成大事
（2）事业文章，皆从“倔强”二字做出
（3）强作强为，天下无不可为之事
（4）人贵自强，求人不如求己
（5）愈难越强，以“硬”字冲破难关
（6）以明补强，不可一味强横
13、俭：俭以养德，贫而自强；物欲丧志，侈以败业；
好东西，都得省着用。节俭并非省几两银子，这样的小事，它关乎一个人的功名事业，甚至身家性命。持身俭，则自立自尊，不求他人；治家俭，则家业兴隆，永世不堕；为官俭，则以俭养廉，居高不败。乱世之中，节俭更能藏富惜福，保身避祸。
（1） “俭”字有四大妙用
（2）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
（3）贫而自强，俭约者不求人
（4）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
（5）享福太早，恐难到老
14、重：心胸宽博，举止端庄；步履稳重，笔墨刚劲；
稳当从容，可当大事。“端庄厚重是贵相”，这句话，绝非看相算命者的欺人之言，而是曾国藩从识人用人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他说，“君子不重则不威”，“仪表绝人，全在‘重’字 ”。 “重”则稳当从容，方可担当大事，临危不乱。一个人的容止是他性格、才智的体现，曾国藩察言观色，最喜厚重之人，而最厌轻薄之辈。识人之法，以“重”字为第一。
（1）君子不重则不威
（2）稳重行事，有胜无败
（3）厚重是贵相，轻薄之人不可用
第四篇：为官不败之诀【廉、勤、慎、忠、仁】
15、廉：洁身自好，严于律己；节欲莫贪，克己复礼；
要紧握护官之符。清、勤、慎，被称为居官三箴，其中又以“清”字居首。官做得好不好，只要看他有钱没钱就能知道。曾国藩视“廉”字为人生根本，一生办事，坚守“不要钱，不怕死”六字诀。俗话说，临财不苟，无欲则刚。一涉贪污，就如染上毒瘾，再也难以戒除。无论官多高，功多大，沾上贪毒，就前功尽弃了。所以曾国藩称“廉”字为 “护官之符，立命之根”。
（1） “清”字为居官第一要义
（2）廉洁是人生之根本
（3）操守廉洁，必能服众
（4）为官莫作名利双收之想
（5）人为财死，少贪少祸
（6）行大事者，不尚小廉
16、勤：刻苦求进，勤学善思；懒惰误己，勤奋兴财；
勤奋是人生第一要义。人生要义，以勤为本。无论资质平庸还是聪颖，家境贫寒还是富裕，都不是个人成就事业的决定性因素。曾国藩并不是聪明出众的人，他的成功，不外乎一个“勤”字。从一个人勤奋的程度上，便可以预知他能成多大的事。
（1）勤政是居官首务
（2）勤到十分，自然做成一个好汉
（3）能吃天下第一等苦，乃能做天下第一等人
（4）除惰之法，第一贵早起
（5）由勤生明，是做好官的秘诀
（6）勤致祥：家勤则兴，人勤则健
（7）病从懒起，勤可养生
17、慎：三思而行，谨始慎终；深思熟虑，慎者受益；
多一分谨慎，多一分胜算。谨慎并非美德，却是大英雄大豪杰，不可缺少的素质。吕坤说：“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朱熹也说：“真正大英雄人，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诸葛一生惟谨慎。曾国藩奉孔明为楷模，以“慎”字撑人生之舵，宦海浮沉，有惊无险。萧一山比较曾左二人，说：“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实在是精当之论。
（1）宦海风波，须以“慎”字撑舵
（2）心存畏慎，居高不危
（3）祸从口出，立言宜慎
（4）向上司奏事，更须十分谨慎
（5）被人参劾者，每在于用人不慎
（6）以慎治骄，立于不败
18、忠：忠实处事，忠诚为人；忠孝持家，忠心敬人；
办大事要树好品牌。在一般人眼中，“忠”总与“愚忠”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忠”不仅是一种道德律令，还是人生的黄金法则。以“忠”字自修，可以安顿心神，培养刚强之气；以“忠”字待人，可以交到真朋挚友，互济互助；以“忠”字办事，则有一种专注精一、勇往无前的精神，无坚不摧。“忠”字是升迁晋职的必由之径，也是名垂史册的不二法门。试看古往今来，又有谁讨厌忠心之人?
（1）忠孝持家，奠定人生基石
（2）事上以忠，办公事须如己事
（3）忠义治军，一字能抵百万兵
（4）满门愚忠，以忠诚为天下倡
19、仁：仁术并用，以仁爱人；仁礼并施，稳聚人心；
紧紧抓住人心。得人心者方能得天下，此为古今不易之公理。“仁政”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施政境界。历史上，行“仁政”者必是英明之主，行“仁政”之时必是升平盛世。“仁”字之功，不可谓不大。于个人而言，内化可为圣贤，外施则为豪杰。孟子将之归纳为“仁术”，正是因为看到，“仁”不但是政治道德的理想，也可作为经世致用之谋略。
（1）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
（2）用兵以得人心为第一义
（3）仁者有术：为政首务爱民
（4）天下绝大事业，多从“不忍”二字做出
第五篇：打造人际之诀【诚、敬、恕、和、谦】
20、诚：推心置腹，言而有信；精诚所至，始终如一；
言而无信，则一钱不值。诚者，圣人之本，人极则诚，诚极则圣。曾国藩又把“诚”字提炼成谋略术语。诚心是自处之道，可以立天下之大本；诚信是待人之道，专守一“诚”字，则无人不可以为友；忠诚是报国之道，以“血诚”相标榜，一呼云集，无往不利。“诚”字是诀中之诀。曾国藩说，无论“勤”字“慎”字，必以“诚”字为本，才有用武之地。
（1）至诚不欺，英雄基业
（2）以诚换诚，无人不诚
（3）驭将之道，最贵推诚
（4）血诚相招，一呼云集
（5）必诚必信，鬼服神钦
21、敬：平易近人，不卑不亢；内外兼修，乐道人善；
赢得上进的空间。“敬”字是儒家学说中的“圣门纲领”“存养要法”。它标识着一个人的身心涵养，也预示着这个人的人生路径和事业取向。自敬方能自尊，敬亲方能齐家，敬人方能使人敬己，敬业方能事事有成。故曾国藩说，君子自强，舍“敬”字别无下手之处。
（1）欲人敬己，必先自敬
（2）“敬”字是平时涵养之道
（3）兴家之法，“敬”字刻不可离
（4）贤者敬而贵之，不肖者敬而远之
（5）办事须有一种敬业之心
22、恕：宁人负我，我勿负人；宽以待人，容人之短；
多想坏人，不如多想好人。曾国藩认为，“恕”是立德的根基，既是临时应事之道，也是平日涵养之法。以爱己之心爱人，在人际交往中，求同存异，则到什么地方都能打成一片，收众人之力以成大事。有了“恕”字，就有了强大的人格凝聚力，像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1）“恕”字为养身之要，立德之基
（2）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
（3）容得别人短处，乃是豪杰举动
（4）以德报怨，化敌为友
23、和：恶语难消，忍过事堪；和睦相处，万事谐通；
不和者未有不败。和为贵，贵在“和”字蕴含着深妙莫测的人生智慧。“和”，在待人接物中表现为“和气”；在治家理政中表现为“和睦”；在成人取向上表现为“和谐”；在自我修养上表现为“中和”。“和”，在理论上是一种修为，一种信念，在实践上是高超的处世策略。“和”，不仅是目的，还是获得成功的重要手段。
（1）和气致祥：巩固人生的起点
（2）和能生威：用“和”字打造团队精神
（3）和光同尘：团结一切可用的力量
（4）和之不和：宰相肚中撑起船
（5）不和之和：学会演双簧戏
24、谦：谦虚谨慎，好学穷理；满则招损，谦者受益；
君子大过人处，只在虚心而已。《周易》中说：天道亏盈而益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满则招损，谦则受益。谦虚不仅是做人的美德，还是人际交往的处世准则。“谦”字的实质是卑己高人，以足为不足，永远不自足，始终给自己留下追求的空间，不断进取。曾国藩说，人若保持一段谦光，自可进境无穷。
（1）心虚则可受人之益
（2）有成就时，谨守“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
（3）傲为凶德，以“谦”字概之
（4）谦亦有度，过谦则近伪
第六篇：拓展局面之诀【挺、辣、变、悔】
25、挺：艰难险苦，坚定意念；决不气馁，振作精神；
坚忍支撑，可建非常之业。曾国藩文事武功，实得力于“挺”字。“挺”字之用，并非全凭威猛，主要表现在明辨大局，挺身而出，勇于担当；遇到艰危时刻，挺然而立，坚忍卓绝，不动摇，不气馁；形势有利，则一往无前，挺进不疑。曾国藩的《挺经》未能传世，但其一生办事，处处现出“挺”字精神。
（1）“挺”字功夫：破解《挺经》之谜
（2）挺身入局，才有成事希望
（3）危急时刻要挺得住
26、辣：激浊扬清，赏罚严明；恩威并重，治病救人；
莫因仁慈而误大事。“辣字诀”是曾国藩在评价他的弟子李鸿章时，总结出来的一种办事风格和处世谋略，说他“殊为眼明手辣”，其精义是简单有效，干净果断。曾国藩一生中，治乱世用重典，频施辣手，杀人如麻。“小仁者，大仁之贼也”。历史上多少人因“仁慈”而坏事。“辣字诀”，专为救“仁”字之弊而设。
（1）以严为师：欲正人先正己
（2）治家贵严：严父常多孝子
（3）严绳人才：不经磨炼不成材
（4）驭下之道，莫先于严
（5）治军从严：不严则无勇敢之气
（6）乱世用重典，心不模棱手要辣
27、变：洞察势情，识破天机；深识远略，出奇善变；
成大事者，应适时求变。成大事者无不善变。曾国藩一生三变，章太炎称他是“善变人”。他精于明变，洞察天下变化规律，因此有远见卓识；他善于求变，不断调整自我，因此能与时推移，顺应潮流；他敏于应变，无论何等危急，总能化险为夷，转败为胜；他慎于用变，稳慎为基，有条不紊。“变”之一字，概括了他一生的谋略大旨，彰显其事业成功大道。
（1）明变：事穷则变，不易之理
（2）求变：一生三变，金丹换骨
（3）应变：英雄举事，变化无方
（4）用变：必须变动不测，如神龙矫变
（5）慎变：勿因小利小害而轻易变化
28、悔：遇有不测，自查反省；汲取教训；以利再战；
不怕揭开自己的短处。“悔”字如春，一个人只有不断改正自己的失误，汲取教训，完善自我，才能不断进步。否则，就会像一辆老爷车，轻则经常抛锚，跟不上潮流，重则发生车祸，车毁人亡。“悔”字是人身上一种自新机制。心中存有一丝悔意，就会滋长出一段生机。
（1）悔字如春：“悔”字校正人生
（2）迁善改过：“悔”字调整人生
（3）悔求无悔：“悔”字完满人生
第七篇：化解危难之诀【耐、缓、滑、展】
29、耐：人生六耐，缺一不可；临危应耐，赖以生存；
坚持定能胜利。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一“耐”字极有意味，如倾险之人情，坎坷之世道，若不得一“耐”字撑持过去，几何不堕入榛莽坑堑哉！曾国藩初出茅庐时，屡遇挫折，最后从中悟出了官场生存之道，那就是“耐”字，并且总结了耐冷、耐苦、耐劳、耐闲“四耐”要诀。有雄心的人大多急于求成，如果不用“耐”字救治，定然百无一成。
（1）居官四耐：耐冷、耐苦、耐劳、耐闲，缺一不可
（2）棘手之际，须从“耐”字痛下功夫
（3）熬得住，打得通，便是好汉
（4）“耐”之一字，足医心病
30、缓：事缓乃圆，好从慢得；从缓待变，应对自如；
事缓乃圆，好从慢处来。李鸿章曾当面批评老师曾国藩，说他行事懦缓，是一大毛病。殊不知，“缓”字正是曾国藩的超人之处，又恰恰是李鸿章所缺少的一种素质。“缓”可纠急躁之病，办事时留下充分余地，考虑更周全，计划更严密，万无一失，所以说，“事缓乃圆”。
（1）缓一步海阔天空
（2）以缓待变，进退自如
（3）以缓济急，稳中求胜
（4）欲速不达，凡事从长计议
31、滑：化危为夷，缓解矛盾；以滑化险，急中生智；
不愿做的事更要做。“滑”字虽有贬义，却有其积极作用。危急之际，它可帮助缓和矛盾，化解危机，是办事时的一种有效的润滑剂。但误解其意者，往往由此走上歧路。历代由滑而奸者，几乎无人不身败名裂，实在可叹可怖。
（1）不得已时，“滑”字可化解危机
（2）笃实中略参机权
（3）由滑而奸，取祸之道
32、展：化大为小，一展了之；诱其松懈，自我发展；
化大事为小事。用“展字诀”，可化大事为小事，小事化为无事，最后不了了之。用“展”字将难办之事搁置起来，留待最佳时机解决，使之更加完满。封建官员，多以此道应付上级，用为免祸保身之计。就连曾国藩也称：“展字诀”是“官场中之秘诀”。
（1）积年旧帐，一“展”了之
（2）暂时搁置，留待最佳时机
第八篇：完满人生之诀【浑、忍、退、圆】
33、浑：难得糊涂，愈致混淆；藏锋剑锐，戒骄装愚；
由聪明变为糊涂。聪明难，糊涂更难，由聪明而糊涂难上加难。“糊涂”二字，在曾国藩的智慧字典里便是“浑”字。藏锋匿迹，不过于显露，方不招人忌恨；做事不要棱角分明，而是留有充分余地，方能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浑”字之诀，是保护自己的才华，使之在最恰当的时机，以最合适的程度显露出来，从而实现最大利益。
（1）好露不浑，天之所恶
（2）藏锋敛锐，学为糊涂
（3）众醉独醒之时，以一“浑”字出之
（4）为官待物，浑则无往不宜
34、忍：修身养性，志存高远；忍气静心，平息纷争；
能忍人方能胜人。“忍”字第一义，要求具有超强的自制力，此为“修身忍”；“忍”字第二义，要求有容人之量，与人为恕，与己为忍，此为“处世忍”；“忍”字第三义，要求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毅力，为达目的不惜牺牲一切之勇气，此为“战术忍”；“忍”字第四义，当断则断，不留后患，此为“断事忍”。成大事者，四者缺一不可。
（1）忍的张力：退一步海阔天空
（2）忍的和力：与人脸面，与己方便
（3）忍的韧力：打落牙和血吞之
（4）忍的毅力：忍到最后才是真功夫
（5）忍的魄力：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
35、退：节制锋芒，谦和退避；激流勇退，养精蓄锐；
退一步，进两步。功成名就之机，急流勇退，可以避祸保身。处理人际矛盾，保持谦退，避让三舍，可以化解危机，打造良好的社会关系。办事之时，有进有退，不拘一格，则可时时掌握主动。曾国藩不轻退却善退。退得不着痕迹，才是最妙境界。
（1）急流勇退，保全末路
（2）谦和退让，远离矛盾中心
（3）以退为进，审机蓄势
36、圆：既讲原则，也讲艺术；举止留心，内方外圆。
不妨多转几个圈圈。曾国藩天生就是一个直肠子，为此，他吃尽了苦头。久经宦海沙场，他的棱角渐渐被打磨光滑，而他也如鱼得水，一帆风顺。他的高妙之处，在于圆而不猾，内方外圆，游刃有余，这才是真的圆，才是上上之圆。
（1）办事圆融行得通
（2）内方外圆，屈伸自如
（3）行文留心一“圆”字
“江浙财阀”一词，最早出自1928年前后日本人之笔。据中国台湾名作家、大陆读者熟知的长篇小说《胡雪岩》的作者高阳所指的却是“镇江”，原因是晚清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主要的银行襄理或董事长，几乎全是镇江人。当时金融界著名的镇江人有倪远甫、陈光甫、吴蕴斋、胡笔江、唐寿民、赵棣华、李锡纯、徐国懋、陆小波、严惠宇等，甚至清朝大清银行董事长严炳生也是镇江人，他的儿子严菊甫在北京创设大有银行。
陈光甫(1881-1976) 又名辉德，镇江人。幼读私塾，先在报关行学徒。因业务需要，刻苦学习英文，后考进汉口海关邮政局。 1905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学习。回国后任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英文秘书。当时他深感中国贫穷落后，在于民族工业发展迟缓，建议程德全在南京举办物产博览会。程采纳其建议，并派他参与筹办南洋劝业会。 1912年1月，主持组建江苏银行，迁址上海后，陈光甫任总理。在职期间，首先提出参加外国银行票据交换组织的要求，初未被接受，即毅然用暂停解交赔款的办法，迫使外商银行就范。 1915年，他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资本10万元发展到民国26年拥有资金500万元、公债金760万元、存款总额3亿余元，成为首屈一指的“平民化”银行。鼎盛时期，本外地分支行有111处。陈光甫重视培养人才，将部分高级职员送到美国留学，并分批招收高中学生，开办行员训练班，培养骨干。他关心职员生活福利，在工作上要求极严，把顾客比做衣食父母。他编有《陈光甫言行集》分发给行员学习。在银行具体经营上创新很多，如调查研究、办理贷款、辅助工商、社会服务、抵制国际侵略、建立银行信用等。 1917年5月，黄炎培、梁启超、陈光甫等48位人士发起成立中华职教社，为特别社员。1929年，他当选中华职教社第二届董事会董事。1931年中华职教社改选部分董事，仍当选。1946年当选中华职教社名誉理事。 1923年率先创办上海银行旅行部，后成立中国旅行社。从而成为中国近代旅游业的创始人。 陈光甫曾代表国民政府于民国25年赴美签订《白银协定》。民国27年洽订《桐油借款协定》，同年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民国28年完成“云南锡业借款”。民国30年任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委员。民国36年任国民政府委员。民国37年赴曼谷筹设上海银行分行。 上海解放前夕，前往香港。1951年将原上海银行香港分行改为上海商业银行，向香港英国当局注册。1954年去台湾，设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董事长。1976年7月1日，病逝于台北。
胡筠(1881-1938) 字笔江，生于江都（今扬州市），祖籍镇江。幼年多病，在家中读书。16岁到钱庄学徒，很快掌握了老式金融业务要诀。 宣统二年（1910年），去北平公益银号任职员。1914年任北平交通银行总行经理。 1921年，他在上海与南洋华侨巨商黄奕住合创中南银行，获取钞票发行权。他严格按照法律，备足储备金，并在钞票上印明总行和各分行的行址，保证随时兑现。他又在银行界率先开展外汇业务，信用大著。1923年，中南银行与金城、大陆、盐业三家银行合并财力成立四行联合准备库和四行储蓄会，吸引了大量资金，用来投资于上海地产和国内外证券，获利极厚。1932年起，他开始转入振兴工商业，首先和友人在镇江创办了蚕丝和桐油的专门学校，以培养人才。接着又接管了几被日商挤垮的溥益和民生两个纱厂，聘用专家解决技术问题，整顿财务管理，使两厂得以复苏。 1933年，胡筠得到宋子文支持，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着手准备国防财政和战时经济。他把流动资产分散到各地交通银行分行。1937年日军侵入上海，他支持抗日，积极动员捐款，并负责把交通银行和其他银行的资金和业务转移到香港，然后又转移到重庆和昆明。这一时期，胡笔江兼任了新华、金城、江苏典业等银行的董事,还兼任蚕丝改良委员会委员、华南米业公司董事等职。
1938年8月24日，他应国民政府之召，由香港赴重庆参加紧急财政会议，途中客机遭到日军飞机野蛮攻击，堕入海中，胡筠与同机的上海银行家徐新六等18位乘客同时遇难。 胡筠遇难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布褒奖令，追认他为烈士。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皆送了花圈挽联，在挽联中称其为“金融巨子”。 蒋介石得悉，电唁家属，称他为“金融硕彦，劳绩卓然”。 汉口市商会银行业公会在武汉总商会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共代表董必武前往吊唁。 在香港追悼会上，宋子文主祭，并致挽联：“忠于事、恕于人，血性论交，常披肝胆肺腑至诚以相见；敌之仇、国之宝，奇才招忌，竟历刀兵水火诸劫而成仁。”
吴蕴斋（1886—1955），镇江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并获得商学士学位。曾任金城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中国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1924年9月，上海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改选，当选为书记董事。1927年2月经会员大会决议，银行同业公会改委员制，选举11人为第一届执委，当选执委。1931年10月，银行公会改名银行学会，当选常委。 1927年当选上海市商业联合会总务委员。1930年6月，当选上海市商会候补监察委员。 1933年10月，上海市兴业信托社成立，为常务董事。1935年，任上海圣心护士学校董事。1939年，被聘为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办事处辅导委员会委员。 1941年，日本海军部派吴蕴斋任《新闻报》报馆董事长，李思浩任社长。 1942年9月，为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成立上海商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任董事长。同年，东吴法学院决定采用原英文名“中国比较法学院”作学校中文名，设立院务委员会，推举吴蕴斋任院长（一说称“校务主席”），由鄂森代表院长主持校务。 抗战胜利后，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董事。后以汉奸罪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解放前夕被释放出狱。后秘密去了香港。 之后其生平资料很少，一说是在解放初期回国，一说避居在香港九龙的一家寺庙。据说，他深居简出，远离红尘，以念佛诵经度日，于1955年离世。
唐保恒(1892-1974) 字寿民，出生在镇江谏壁镇。 14岁到芜湖德泰钱庄学徒，后随父在南洋劝业会当会计。在辛亥革命期间，他随陈光甫一起创办江苏银行，江苏银行改组后，又转入中国银行和常州商业银行。 1915年，参与陈光甫在宁波路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总行副经理兼汉口分行经理，曾协助北伐军筹措经费。1927年出任华侨集金的国华银行，任总经理。 1928年-1929年，与孔祥熙等创办中国国货银行，任常务董事。 1928年后，曾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上海造币厂厂长、交通银行常务董事及总经理、大通煤矿董事长、上海银行公会常务委员、上海银行联合准备库常务委员、上海银行票据交换所常务委员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去香港。1941年底，日军攻占香港，正在组织印刷、运输钞票的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被困在了香港。他临危不乱，命令员工把所有印好的钞票打洞、切角、销毁，避免了一场冲及全国的金融巨祸。在他化装成搬运工人准备逃出香港时，被日本人识破逮捕。 让唐寿民感到失落和愤怒的是，在香港沦陷前夕，国民党中央曾经派来飞机，把滞留香港的重要人士秘密接走了，其中包括与他同在香港的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而他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他感到自己对国民党有重大贡献，在这个关键时刻，却被无情的抛弃了，由此产生了对国民党的痛恨。在香港被看押的四个月里，唐寿民曾经跳窗自杀，想以此结束眼前的屈辱生活，但被看守严密的日本士兵发现后制止了。在被押送到上海后，他经不住老朋友周佛海的拉拢引诱，最终出山恢复了交通银行在敌占区的营业。他认为，这是管家在主人走了以后，出来为主人保全财产的道义行为。殊不知，这时的主人已成为了日本人，这是背叛国家民族的可耻行为。 1943年，汪伪政权成立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这是战时汪伪政权最高的经济管理机构,他担任理事长。1945年任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参事会参事、参事会主席。 在当了汉奸以后，唐寿民做了许多事来表达自己的清白。他在伪交通银行的行徽上全部刻上了“清白人心”，并在行内设立了“调查统计室”，专门收集日军情报，秘密提供给军统潜伏人员,以此与重庆政府建立密切联系；同时利用他掌握物资统配的权力，通过潘汉年的秘密渠道为新四军提供战时紧缺物资。 但这些立功行为已难以拯救他的污身浊体，抗战胜利后，他被以汉奸罪判处无期徒刑，上诉后改判有期徒刑八年。1949年初，受了三年多牢狱之苦的唐寿民被提前释放。他的朋友买好机票请他去香港居住，但遭到了他的拒绝。他说“国民党早就抛弃了我，要不是他们失败，我还在做他们的牢，他们失败我高兴还来不及，我为什么跟他们走”，为此他留在了大陆。1953年因汉奸罪由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缓刑两年，缓刑期间又改为管制。 唐寿民曾积极参加镇江的经济社会事业，在冷御秋倡议建设伯先公园、发起成立的镇江四益蚕种场和民国期间镇江最重要的社会公益项目——绍宗藏书楼委员会中，他都襄助其事。解放后，他先后多次向镇江博物馆捐赠文物，共计948件之多。其中一幅明代早期人物画代表作“谢环杏园雅集图手卷”（副本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现为镇江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 晚年的唐寿民，内心满是苦闷与压抑。在疾风暴雨的“文革”期间，有人问他当初怎么不出走国外，他说“我是一把阳伞出来学做生意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1974年，82岁的唐寿民在上海病逝，走完了起伏曲折的一生。
赵棣华(1895-1950) 又名同连，生于淮阴，祖籍镇江。金陵大学毕业，曾赴美国伊利诺大学深造。后转入西北大学商学系获经济硕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及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后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7年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统计科主任，国民政府主计处会计局副局长、局长。 1929年4月,陈立夫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他到任后发现秘书处财务账目非常混乱,便请赵棣华帮助清理，将其调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负责财务和总务管理工作。赵棣华上任后，很快便理清了账目,同时还建立了财务管理规章制度和实施细则,使其所负责的财务和总务管理走上了规范运转的轨道。此后，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华侨捐款保管委员会，陈果夫出任主任委员，赵棣华受邀兼任该委员会秘书,成为陈果夫的主要助手。在此期间，赵棣华主持了北伐战争国民党阵亡将士公墓、国民党中央大会堂、飞机制造厂、南京自来水厂、南京中山路等一批国民党定都南京后的重要基础建设工程。他在这些工程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管理才能，得到朝野一片赞扬。国民党元老们评介他“有能力且廉洁，是不可多得的理财好手”。 1933年，任江苏省政府财政厅长、江苏省农民银行总经理。在此期间，他全力革除世代相传的田赋积弊，实行收支分掌，设金库收管现金，派驻县会计专管账务，改变县长包办的理财方法，使江苏各县都建立预算制度，此属中国地方财政史一大创举。同时，整顿发展江苏农民银行，设分行80余家，农仓300多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赵棣华在国家危难之际受命筹建并主持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他从战时需要出发，提出并推行“调整生产,促进贸易,储备物资,加强运输,调节金融,严密缉私”的经济工作纲要,并组建了贸易委员会、合作委员会、五省(苏,皖,赣,浙,闽)通汇处、水陆联运处等机构,保证了战区经济的发展和军粮供应、金融稳定，为国家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到抗战胜利该委员会结束时,第三战区除如数缴还国库拨给的事业基金一千万元以外,还上交盈余资金二百二十五万元和大量的物资。
1942年，赵棣华任交通银行代总经理。到任后，赵棣华从抗日大局出发，制定了“增加生产、发展工业、保障人民生活”的办行方针,充分使用金融杠杆，发展战时后方经济，支持全民抗战。在纺织、机电、矿冶、农村、金融、经济方面，面向全国广罗专家，有针对性地开展各项业务，支持后方工商农业发展。为保证后方工业装备购置，他组织推出了工厂购置机器专项基金保值存款业务,约定凡接受这一业务的企业,交行将保证给予相应的生产贷款资金。这项业务的推行,为以后迁川工厂在战时和胜利后迅速恢复发展生产,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民生方面，为保证战时生活物资供应，他以交行信托部出面,投资组建企业公司,将川盐运到湘、鄂、滇、黔等缺盐的省份,然后将这些省份的土产运回四川,使得大后方的人民生活必需品互通有无，保障供应。交行不仅扶助工农商企业,还支持发展广播新闻事业, 借以宣传抗战，鼓舞全国人民士气。当时全国由交行直接或间接扶助的广播电台有二百多家,新闻报纸有三百多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兼任镇江旅沪同乡会理事长，镇属五县旅沪同乡会征求总队长，动员有财力的同乡回镇江创办实业，复兴家乡。民国36年当选国民大会代表。 1949年秋去台湾，改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并创办中本纺织公司。1950年秋，赴法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议。12月病逝于美国纽约。 卓越的才干使赵棣华成为一位杰出的银行家。抗战期间，周恩来曾与其同乘一艘长江轮，共论经济政治形势。这次交谈，赵棣华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1949年11月，周恩来曾经向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从国外归来的镇江籍银行家徐国懋回忆这次经历，并请他转告赵棣华，希望他能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但此时的赵棣华已经随交通银行一起去了台湾，不久后即因病去世。 1992年5月，其子赵耀东访问大陆，受到杨尚昆、朱镕基、李岚清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对加强两岸经济交流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建议，在台湾岛内引起震动。
徐国懋（1906—1994）出生在镇江新河街。有兄弟姐妹八人，一大家全靠父亲徐瑞杰操持的一条驳船维持生计。尽管生活负担很重，但他的父亲还是在他11岁的时候，把他送入当时由基督教会办的润州中学读书。 1928年，徐国懋金陵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1929年，徐国懋在同校教授贝德士帮助下，赴美国霍曾金斯大学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 1936年，正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具体负责国际技术合作业务的徐国懋接受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的邀请，出任金城银行汉口分行副经理，开始了他作为中国现代银行家的人生跋涉。 1941年，徐国懋被委以重任，出任金城银行重庆管理区副经理和重庆分行经理。 抗战胜利后，徐国懋把在重庆分行期间积累的二百多万美金全部留下，出任金城银行上海分行行长。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汤恩伯胁迫他去台湾，而他巧妙地携全家去了香港。到香港后，陈诚又专门派人到香港请他到台湾，遭到他的拒绝。当年秋，周恩来总理派章士钊到香港动员金融界爱国人士回国参加新中国经济建设，他响应号召在11月回到北京。 徐国懋是第一个经过动员回到新中国的银行家。他回到北京，周总理非常高兴，第二天晚上，就在怀仁堂接见了他。 解放后，徐国懋任公私合营银行副总经理兼常务董事、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和上海投资信托公司常务董事、杭州浙江投资信托公司董事、上海爱建金融公司董事、上海市政协常委兼秘书长、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红十字会执行理事、全国基督教青年协会会长、上海金融学会名誉会长、上海中华造船厂顾问、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室主任。编有《上海钱庄史料》、《金城银行史料》。 1994年8月，徐国懋因心脏病发作在上海逝世，享年88岁。
李锡纯（？—1950？），字耆卿，祖籍丹徒。父为盐商，后迁居如皋城内苏家巷。他少年时曾与陆小波同在一钱庄习业。光绪末年，与道少吾、胡志清等合资开设大咸官盐栈如皋分栈。宣统三年，任两淮盐政会计科长。中华民国成立后，历任交通银行清河、扬州、江宁分行行长，江苏银行经理，上海盐业银行经理等职。 1922年，韩国钧就任江苏省长，因“军费滥支、历年亏欠，财政有破产之势”，调李锡纯任江苏省财政厅厅长，以整理财政。在任数年，颇著劳绩，获授三等嘉禾奖章。 1918年秋，由沙元炳（健庵）、沙元榘（士度）、汪云龙（子霖）等集资六万银元，由南通通明电灯公司协助，创立皋明电灯公司。经营数年后，如皋、南通两县董事不洽，南通股东退股，公司资金窘绌。董事长沙元炳请李出面扩股，李尽力资助，使公司得以继续经营，改名耀如电气公司。1927年，沙元炳病故，公推李锡纯继任董事长，聘陈建岐任经理，陈精通业务，善于管理，克尽厥职，公司大有进展。 1923年，汪永沂、马士杰、李耆卿等发起募捐白银约3万两，建造用于长江南北义渡的普济号钢质蒸汽机客轮。船体由李恒记船厂老板李国恒设计、放样，蒸汽机由茂昌机器厂生产，锅炉制造和铆工聘请上海师傅承担。总吨位188.07吨，净重78.83吨，总长31.39米，总宽6.41米，型深1.95米，载客416座，时速15.4公里。这是镇江造船史上第一艘、也是解放前生产的唯一一艘民用机动钢质船舶。 李锡纯彬彬儒雅，热心公益，好与文士交往。江北沦陷前，其举家迁居上海，住宅曾为日寇占据，家藏书籍文物，或被劫掠，或遭焚毁。 1946年，与李济华、朱焕彤等发起创设如皋县银行，李锡纯任董事长。1946年9月，李锡纯当选中华职业教育社名誉理事。1950年，李锡纯病故于上海。
束云章（1886－1973），丹阳人，金融家、实业家。1912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1915年进入中国银行工作，历任中国银行汉口、郑州、天津、西安等分支行襄理、经理等职。1940年创办雍兴公司。抗战胜利后，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经理。1949年赴台湾，1973年12月15日病逝。
话说这个要求真不高。
本金5000，一天要赚1500，要我看本金就多余，四天回本并且超过了，要它干啥？
还是空手套白狼来的洒脱，起码不赔钱，5000块还能留下来。
一天1500的空手套项目，虽然不好找，但是也不是没办法。
看看那些精油按摩的，哪个不超过1500，不超过的都不好意思和你打招呼。
就是不知道你身体怎么样，能达标不？
如果不行，咱再换。
听说有医药公司试药的项目，那个给的也不少，不过一天1500能不能，就不太清楚，你可以试着问问。
有点怕怕呀？
那没事，咱有胳膊有腿儿的不愁找不到好项目。
犯法的肯定不能干，咱是好人家的孩子。
要不去跑船吧？要培训费呀？那是坑，不去。
要不到美院当人体模特得了！
这个行，啥也不用干，到那里一脱，你别不好意思，就当进澡堂子了。
长得怎么样？
这你放心，美院学生不在乎这个，他们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你天使般的灵魂，不会在意你的皮囊的。
就这么干吧，挺好的。
有女学生啊？
没事，她们见的多了，看你和厨师看白斩鸡似的，只有创作的欲望。
你有反应？
你能有啥反应？
你不能反应!
你一反应一天1500就没了，没了你心拔凉拔凉的，还反应啥？
别犹豫，就这么定了。
那什么，你不是还有5000块钱吗？
把中介费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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